如何让“创新”成为“创新”？3月25日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上分享了关于“创新”这一议题的观点，并提出创新与生产率提升的关系，即要允许失败、需要“创造性破坏”，有助于科技转换成生产率。
蔡昉提到了两个创新，一个创新是一般意义上的创新，包括大多数技术创新，这也是社会进步、生产力提高的基础，但要把这一基础变成真实的经济增长，就必须变成“第二种创新”，也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，即熊彼特创新理论，其内涵是“创造性破坏”。
蔡昉称，这也是他在研究中国经济中比较关心的问题，特别是在中国人口已经负增长的背景下，必须得依靠生产率驱动经济增长，必须靠创新，“所以如何让创新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尤其重要。”
不过，蔡昉也指出，这其中面临“两难”困境，一方面，政府在“创新”上都有介入，这种介入虽然是有意义的，但是另一方面，政府参与其中的事情包括“创新”多“不能言败”，“不能承认失败，不愿意宣布失败，实际上也就是在很多情况下不许失败，这没有创造性破坏，就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，科技发明也就不能够转化成生产率，甚至会出现‘索洛悖论’。”
针对此，蔡昉建议，其一，对战略目标、基础研究、应用开发等不同的机制，政府、企业、市场要在其中各司其职，不能“越俎代庖”。他强调，有些事情可以“不言败”，比如战略目标、统领性的目标，但在推动过程中，在具体的事物、项目中，应该允许失败，“因为这个失败是客观因素（导致的），没有失败也就没有成功。”
其二，不要把“不言败”这个“特权”赋予任何具体的部门和单位，更不能把这个“特权”赋予市场主体，“因为当一个市场主体具有可以不承认失败的权利时，就会造成垄断，造成企业‘死而不僵’。”他强调，“不言败”本身不是产业政策、扶持政策的应有之义。
其三，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要拥抱“创造性破坏”，因而，过剩产能是应该要淘汰的，传统技术是应该被替代掉的，企业应该允许退出，也允许死亡，甚至过时的岗位也可以被淘汰掉，“但是唯独人要得到保护，要在社会层面上得到保护。”蔡昉强调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社会福利体系，是创造性破坏的应有之义，也为创造性破坏保驾护航。
创新并非易事，蔡昉称，市场、政府在创新中起什么作用，其实更为复杂，需要更好的界定、更多的讨论，这些有益于解决创新要素的流动和重新组合，形成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，提高生产率。
